把價格分成兩邊，一邊是生產(chǎn)者的價格，一邊是消費者的價格，可以看出過去消費者價格并沒有增長很快，因為人們收入低，所以購買力不強。某種意義上，生產(chǎn)一方和消費一方在抵消。但最近一年出現(xiàn)了新的情況，比如勞動力工資的上漲等，這種要求在過去是被壓制的?，F(xiàn)在允許一定程度的工資上揚，所以工資增加的速度特別快。但現(xiàn)在農(nóng)民工的工資以30%的速度上揚，和以往農(nóng)民工的工資被壓抑一樣，都不是市場的結果。

　　最近發(fā)生的情況，可能是因為過去壓抑通貨膨脹的這方面的力量，過去是負的，現(xiàn)在是正的。我是這樣的解釋，可以說過去幾十年中國依靠投資和出口的政策壓抑了通貨膨脹。你看上世紀90年代，不光沒有通貨膨脹，而且消費者價格指數(shù)是負的。而農(nóng)民的收入也沒有怎么增長?！俺隹趯蛐汀苯?jīng)濟就是這種現(xiàn)實下的被動選擇結果，因為國內的消費太弱。

　　《新周刊》：相對其他國家來說，經(jīng)濟穩(wěn)定對中國而言可能更重要。在可預見的時間內，你認為哪些經(jīng)濟政策能緩解類似通脹等問題帶來的不確定性？

　　黃亞生：央行出臺了各種措施來抑制通貨膨脹，但沒有很強的動作，只是一些輕微的加息等等。這里面有政治的考量。一方面是必須考慮地方政府和國企，因為它們都是投資的主力，如果收緊資金，會增加它們的融資成本，影響GDP。另一方面，又必須考慮通貨膨脹對社會的傷害。這其實是一個兩難困境。但真正有用的措施，必須是要排除那些不相干的因素。

　　通貨膨脹會使人們對銀行失去信任

　　《新周刊》：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出現(xiàn)過好幾波通脹，分別在上世紀80年代中晚期、90年代初期和最近這一輪，在你看來，前兩波通脹的成因和這一輪有什么不同？

　　黃亞生：上世紀80年代的通脹，其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甚至不能稱為通貨膨脹。那時候是轉軌期，因為價格改革，物價一下子就漲上去，今天則是一點一點往上走。

　　《新周刊》：對于普通的中國人而言，面對通貨膨脹的威脅時能做什么？

　　黃亞生：這真的很難說。80年代人們可以囤積那些商品，今天可以囤積什么？好像只有房子了。

　　《新周刊》：現(xiàn)在能夠預想得到的后果是什么？

　　黃亞生：通貨膨脹會使人們對銀行失去信任，出現(xiàn)擠兌的問題。今天情況和80年代不太一樣，那時候人們收入的增速是比GDP更高的，這意味著政府讓利給老百姓，但今天情況是剛好相反的，GDP、政府財政收入和國企的收入增速都很快，在銀行的儲蓄當中，企業(yè)和政府儲蓄占了絕大多數(shù)，家庭的儲蓄反倒很少?，F(xiàn)在很多人仍然在看好中國經(jīng)濟，但數(shù)據(jù)能說明問題。前幾年，流入中國的錢比流出中國的錢多，但現(xiàn)在也反了過來。

　　東南亞金融風暴的時候，有人說是外資撤出，其實沒有那么簡單。外資也是看到這些國家的富人轉移資本之后才這么干的。

　　《新周刊》：通貨膨脹對中國的出口有什么影響？

　　黃亞生：如果再過一段時間，中國的通貨膨脹影響成本，勞動成本上升，材料成本上升，必然要反映到產(chǎn)品的價格方面。如果中國出口情況不好，那就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地步。外國人希望你升值，但你自己是希望貶值的，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矛盾。

　　外國人之所以覺得你還要升值，是因為中國出口外貿(mào)的競爭力非常強，雖然盈余在縮小。對他們來說，你還是盈余，他還是需要你升值的，從你自己的角度來看，提高出口競爭力是要貶值的啊。那個時候就非常尷尬了?，F(xiàn)在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的問題在于一個要升值，一個不升。如果以后真變成一個要升值，另一個要貶值，那就更加尖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