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雜志有500家，我那個部下說，總編，你說500家我們搞500家，我說第一年評500家的企業(yè)，從此改變我的人生。改變?nèi)松裁锤拍钅兀磕菚r候我們老講老人家一句話，中華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時候經(jīng)常寫文章不知道什么意思，后來知道要成為頂級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個時候北京中青年還是討論三個，怎么救中國，是科學，是教育，還是實業(yè)，其實這也是80年代反復討論過，還有反復的研究，為什么中國貧窮。當時很有名的書，《丑陋的中國人》，覺得中國是文化的問題，所以我那個時候很堅定，就是經(jīng)濟，經(jīng)濟的問題就是10億人，如果哪一天建立了一個概念“我就要發(fā)財”我那個時候這個假設是永遠不可能的。我記得很清楚，在86年的一個學術會上，都是哲學家、社會學家，他們就講中國的民族，講這些道理，我說都不對，我說哪一天10億中國人每一個人都想發(fā)財?shù)臅r候，中國人一定會成功，但是所有人都認為這個假設是不可能的，所以80年代走過來很有趣的一個故事。我們這批人很有意思，我的同學里面也有在海南創(chuàng)業(yè)，最開始我們拍拍肩膀，洪濤，你去創(chuàng)業(yè)我在北京支持你。后來人家成功了，一塊吃飯我們拿不出錢，覺得矮過人家了。后來都開始創(chuàng)業(yè)了，覺得是英雄，要向他學習，就下海了。
我們那個時候一心一意，覺得我們是國家主人，我們就應該推動中國的改革，最后我們來踐行做企業(yè)，我做企業(yè)的最本質(zhì)，每個國家的經(jīng)濟實力和跨國公司的家數(shù)完全成正比例。我88年第一次推出中國500家大企業(yè)，我記得很清楚，88年美國世界五百強的銷售額的最后一名4億美金，今天的世界五百強，要進入450億美金的銷售額。當時4億美金，中國大概五六家，大慶、武鋼這種企業(yè)能進去，那時候根本沒有今天民營企業(yè)的概念，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這是一個缺陷。去年世界五百強出來了，美國120家，我們110了。過去我記得很清楚，美國120家，日本當時是110家，下來就是德國、法國、英國，56家、52家、53家，我記得很清楚，88年那個時候世界格局，今天完全打翻了，今天中國第二了。所以我也借“老友記”談談，你是談現(xiàn)實的想法，我也想想我們當年怎么走過這條路，最后向你靠攏，最后來創(chuàng)業(yè)。我一直是把王石：作為我的榜樣來學習的。
主持人敬一丹：不管是“84派”還是“92派”一路走到今天，你們當時創(chuàng)業(yè)的時候經(jīng)常想象到“信心”這個詞嗎？
王石：我來回應一下，一個是回應東升，一個是回應一丹信心的問題。我們那個時候84等于第一代的創(chuàng)業(yè)，實際上更早是傻子瓜子大王年廣久。
主持人敬一丹：也消失了。
王石：像杭州的，還有一家叫馮根生的。
主持人敬一丹：還有步新生？
王石：步新生晚。第一批來講，包括穆其宗（音），本身是社會邊緣的，比如穆其宗（音）是文革期間判過死刑的，死刑過來之后成為企業(yè)家的，這些都是被邊緣化的。像聯(lián)想、像萬科你會發(fā)現(xiàn)很有意思，他們不是被邊緣化的，雖然什么都不了解，但是更多在基層想做一番事業(yè)，本來在原來主流當中是身份都不錯的，當然和東升他們92比完全兩個不同的層面，因為我們那個基本都是在基層，更多想的還不是在國家層面上怎么把握、宏觀經(jīng)濟怎么分析，這樣沒有的。更多我的體會來講是這樣的，我本身原來是在文革到文革后一直在主流里面的，比如上山下鄉(xiāng)我當兵去了，當兵回來當了工人，有工農(nóng)兵學員了，那時候還沒有恢復高考呢，工農(nóng)兵學員也是很難的，一直在主流當中，但是有一點，覺得這個社會被壓抑，這個社會是壓抑你的，不是說你想干什么能選擇，完全被社會選擇。我體會最大的一點，我覺得改革開放，就是人性的一次大街坊，就是給你一種，你的能力的一種抒發(fā)，你能做你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