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集體焦慮的時代！兩會期間網上傳播甚廣的一則“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沒有安全感”的消息似乎道出了如今充當中國社會中堅力量群體的辛酸。這些人不屬于“坑爹的二代”；有些人曾經費勁力量想成為龐大公務員數量中的一份子而無果；大部分人也都體會過母親“勸兒進國企”的苦口婆心?？善渲薪^大數人還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到城市中打拼，并逐步成為社會的“中間”力量。他們的崛起與中國的崛起同步，他們的獨特的思維模式以及一舉一動也在決定著中國的未來。
這些人與改革開放同齡，被冠以中等收入者或者中產的名號，具備相對穩(wěn)定收入，生活比較富裕敢于消費。80后是這個群體的主力軍，他們人數眾多，具有獨立的價值觀，并正在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
有專家指出，中等收入者的最大特點是“自我實現不足”的焦慮甚強，也就是俗話說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父輩，他們沒有經歷過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他們羨慕改革開放浪潮中率先富起來的“草根英雄”，憧憬西方電影中展現出的中產高端生活，這些都極大抬高了他們的期望值?？煞从^現實，看著自身工資與物價漲幅的落差，望著遙不可及的房價以及對于醫(yī)療、養(yǎng)老等高昂生活成本的擔憂，現實與這個群體的夢想似乎格格不入。因此，他們在公司的職位越高越擔心失去工作；熱衷消費卻害怕收到信用卡賬單；他們幻想婚后的小資生活，但不得不面對孩子撫養(yǎng)和四位老人的贍養(yǎng)壓力?？傊麄兩畹牟⒉蝗菀?，普遍具有“自我實現不足”的強烈焦慮。
舉個例子，筆者熟識的一對在北京某大型銀行就職的夫妻，兩人月薪均近萬元，貸款買了房和車。外人看來，這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家庭----夫妻收入不菲、事業(yè)有成、有車有房?？删驮谇皫滋?，其中的丈夫突然在網絡上對我說：“感覺快得憂郁癥了，做什么事情都很焦慮”。細問之，并不是什么來自家庭或單位的突發(fā)狀況影響了他的情緒，罪魁禍首就是生活本身：高強度快節(jié)奏的工作令他早起晚歸難有空閑；20年每月6000多元的房貸讓他在事業(yè)中時刻緊張患得患失，平常還要斤斤計較不斷攀升的各類日用品的價格；父母身體不適來京看病，由于不能異地醫(yī)保只能自掏腰包；兩人近期考慮要孩子的計劃也讓他們不得不提前考慮奶粉錢和未來的學費。
綜上可見，中等收入焦慮現象和社會生活成本不斷提高密切相關。近年來，國內持續(xù)通脹，物價上漲導致百姓的儲蓄貶值，而同時，老百姓又缺乏一個穩(wěn)定的投資渠道，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下，人們自然會產生對收入的憂慮心理。此外，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夠健全，百姓在住房、醫(yī)療、教育等剛性消費方面同樣面臨很大的壓力。
更為關鍵的是，收入焦慮還反映出了貧富差距這一社會現實。去年中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810元，同比增長8.4%，低于GDP增長9.2%和公共財政收入增長24.8%的幅度；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19118元，比平均數低2692元。上述數據表明，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還在降低。我們雖然告別了“共同貧困”，但遠沒有達到“共同富裕”，現在收入分配格局變成“金字塔形”，貧富差距在拉大。
找到病因，就需要對癥下藥。不過，收入焦慮需要的并不是心理醫(yī)生，而是在分配制度層面的切實改革。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調高、擴中、提低的改革方向。這三者是有關聯的，調高和提低都能起到擴中的效果。全國人大代表、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易敏利指出，“調高、擴中、提低”需要統(tǒng)籌推進，打出“組合拳”，關鍵是在頂層設計上落實“兩個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兩個提高”從概念變成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