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標人的效率很低。對于招標人來說，低效率者可能因其管理不善，而不能保證工程的順利實施；此外，由于利潤低或零利潤，該投標人顯然缺乏抗拒工程風險的能力，如果發(fā)生不可預料的情況，必然向招標人轉嫁風險。這樣的投標報價當然不能作為判斷低于成本的標準。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投標人有意壓低利潤率，對他是沒有好處的，一則不會被采納，二則由于低效率，存在可能被業(yè)主拒絕的風險。如果有意提高利潤率，對自己也沒有好處，因為一旦成為最低標，那么無論利潤率高低都沒有意義；如果成為次低標，那么由于差幅較大，最低標不被排除的可能性增加，對自己也沒有好處。因此，最理智的辦法是盡可能真實地填報他的預期利潤。
既然當次低標的利潤率低于平均利潤率時，要以平均利潤率為準，那末為何不直接規(guī)定以平均利潤率為準呢？這是因為，如果沒有要求和約束的話，投標人將處于一種隨意性很大的自由狀態(tài)，所報的利潤率可能畸高畸低，離散度增大，從而偏離我們規(guī)制的目標。此外，由于利潤率低可能帶來效率低的負面影響，利潤率高則將加強最低標的競爭力，對自己沒有好處，從而可以促使其真實報價。
這個辦法的實質，是把次低標價的成本作為“個別成本”的標準。次低報價分為成本和利潤兩部份，超過利潤率，也就低于了成本。把次低報價作為個別成本看待的出發(fā)點，是為了制止惡意競爭，追求價格的合理性。那么，也就同時把最低標價是“不合理”的標價、其競爭是不正當的競爭作為了設定的前提。而“次低標價規(guī)則”設定的前提是把最低標價的成本視為與次低標價（成本和利潤）相當，本質上雖然沒有太大差別，但它采用的是投標人自定的標準。從這個意義上說，“最低標價規(guī)則”不如“次低標價規(guī)則”合理。
低于成本報價判斷公式：C≦P時，（A－B）＞C式中：A為次低報價；B為最低報價；C為次低報價利潤率；P為其他所有投標報價平均利潤率；當C＞P時，C取P值。
（三）自然淘汰法
自然淘汰法適用于以分值量化的綜合評估法評標，本質仍是以次低標價為標準，但強調次低標“最優(yōu)”，其方法是不區(qū)別是否低于成本，以預先確定的量化規(guī)則，讓不合理的最低標自然淘汰。具體的作法是：
1、遞減原則。
設次低標價為最高分，低于或高于次低標價均按比例扣減量化分值。其中，對低于次低標價的，要作不利于投標人的量化，實行分值遞減原則，即每降低一個百分點，相應加重扣減的分值權重。如，低于次低標價百分之一，扣減1分；低于百分之二，每百分之一扣減1.5分；低于百分之三，每百分之一扣減2.0分，等等。
設定扣減比例，要以合理、適度為原則，既要排斥不合理的最低標，也應當讓合理的最低標經綜合評估，仍然有中標的可能。
2、優(yōu)惠原則。
當最低標價的利潤率低于平均利潤率時，表明投標人是以讓利作為降價基礎的，或者在其所降低的價格中，包含了投標人一部份利潤，因而應當把利潤率作為一項輔助性指標進行綜合評估。可以考慮以平均利潤率為標準，投標人的預期利潤率高于平均利潤率的，按比例扣減量化分值；低于平均預期利潤率的，則按比例增加量化分值。
3、效率原則。
由于實行次低標價最優(yōu)的評標原則，投標人投標決策時，并不知道其報價所處的地位，即：他不知道自己的報價是最低標、次低標，或者中高標、最高標。投標人是以低于其他人報價作為策略考慮的，因此我們應當假定投標人所投標書是真實的。在這種情況下，成本水平便意味著勞動生產率水平，因而可以把成本（率）也作為一項指標進行綜合評估。可以考慮以平均成本為標準，投標人的成本高于平均成本的，可按比例扣減量化分值；低于平均成本的，則按比例增加量化分值。分值的設定，以適度為原則，因為這只是對投標人勞動生產率評估的一項輔助性指標。而對于業(yè)主的效益而言，歸根到底表現(xiàn)在投標報價上。
市場經濟的帕累托效率，是指在效用可能性曲線上，一個人要想獲得更好的福利，除非使其他人的福利更差。――這是一個很難表述的經濟學概念，對于我們來說，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概念。從非經濟角度著眼，我以為其中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整體的配置、組合、效率已達最佳境況，以至于不可能更優(yōu)；二是各構成要素各得其所，處于此消彼長的均衡狀態(tài)。因此，一個人只有在損害他人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好處。由此我們有理由期盼建筑市場實現(xiàn)這種意義上的“帕累托效率”，使業(yè)主和承包商雙方的利益處于一種均衡狀態(tài)，如果由于社會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使一方受到損害――毫無疑問，其結果必然使社會福利和經濟的發(fā)展受到損害。避免這種情況的發(fā)生，或者減少這種損害的程度，需要政府的有效引導和干預，也需要我們大家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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