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會對其是否低于成本的認定，將由于經驗、水平的差異出現莫衷一是的局面，此其一；由于評標專家的職業(yè)道德的差異，對不同企業(yè)的同類工程報價，其評價標準可能發(fā)生變化，出現“此一時、彼一時”的現象，此其二；不同的評標專家，對類似工程報價由于“見仁見智”的緣故，可能作出迥然不同的決定，此其三；由于評標委員會掌握著低價能否中標的權力，這就增加了一個尋租的機會，使投標人預先“勾兌”潛在的評標專家和評委。于是我們招投標的公平、公正性便會大打折扣，受到責難和非議。 
    從理論上說，對低于成本的界定還面臨“撘便車”的問題。評委評標是有成本的，招標人對評委的工作肯定會支付報酬，但是，對評委支付的報酬不是以他的工作質量為標準的，即：無論評委的水平如何，也無論他的評價是否正確，他都將獲得與其他評委一樣的報酬，沒有人會因為他的評價最正確而增加報酬。因此，評委在確定某一報價是否低于成本時，會采取“撘便車”的態(tài)度。在大多數情況下，他會附合招標人意見。而我們只能期待“道德責任感”來保證評委說真話，（但不能保證其真話的正確性），而要做到這一點是十分困難的。 

    為維持招標投標的公平和公正，也許我們可以采取提高評標專家的水平、職業(yè)道德，以及在更大范圍內隨機抽取評標專家的措施。但是，在眾多的小城市和縣城，高水平、高素養(yǎng)的專家屈指可數，而提高評標專家水平、職業(yè)道德的成本卻相當大，因為我們不能僅僅指望通過培訓便能迅速提高其業(yè)務水平和道德責任感。事實上我們必須為此而建立一種機制，一種選擇合格專家和約束專家行為的監(jiān)督機制。如果我們一律從外地抽取專家，那么其招標成本必將大幅度增加，對于規(guī)模較小或者一般的工程，顯然將由于招標成本與工程造價不相稱而難以實施。即便如此，我們仍然不能解決“見仁見智”、多重標準和隨意性問題，一言以蔽之，“企業(yè)自證，評委認定”的方式，無法為界定低于成本報價提供客觀的評價標準。 
    假如我們因為現實的原因難以有效實施上述措施，也沒有其他更為合理的界定方法，那么由于工程價格趨于成本的必然性，這就注定了我們――工程招投標監(jiān)督部門，以及評標委員會，將不得不最終放棄嚴格界定低于成本報價這道防線，讓不合理的低價泛濫，從而損害我們的市場和事業(yè)。 
    2、思維定勢的轉變
    有的專家提供了以歷史成本來考查投標報價的方法，即以投標人上年度的銷售利潤率來判斷其報價是否低于成本：當投標人的降價幅度高于其上年度銷售利潤率時，便意味著該投標報價低于了成本。這樣實施是否可行，有待實踐檢驗，但不失為一種有益的探索。然而這個辦法的不合理之處恰恰在于“以歷史成本考查現實報價”，當一個企業(yè)年度銷售利潤率明確后，該企業(yè)下一年度的投標報價下浮率的下限也便確定了，否則便只能制造虛假的工程預算（計劃）價格和讓利幅度。此外，財務資料真實性的確認權向其他部門的轉移，無異乎評標委員會的擴展，增加了新的尋租契機。 
    上述辦法，以及“企業(yè)自證，評委認定”的辦法，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我們的著眼點在于考查投標人提供的證據，是以“證據”為核心、圍繞“證據”所進行的判斷。據了解，國際上處理是否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進行傾銷的商務案件，的確是以證據為核心的，但所涉及的案件大多具有相當的影響，其標的物數額巨大，處理的程序繁復，并不適用于大量的日常招投標活動。民法在處理民事案件時，對法律事實的確認，是以當事人雙方的一致認同為準；對一些難辯真?zhèn)位蛘邔I(yè)技術方面的事實，則需要司法鑒定。而我們對是否低于成本的問題，就其實質而言，相當于由評標委員會承擔司法鑒定的職責，然后再由招標人行使“認同”或“否定”的職責。難怪我們陷于被動之中。 
    我們能否轉換一個角度來考慮問題呢？能否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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