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里•布施曼（Sherry Bushmann）,NASA
1997年，我負責管理NASA的Bantam計劃，這個計劃的任務是降低衛(wèi)星發(fā)射費用，從而使進入太空更輕松。Bantam是一個比較激進的想法，開發(fā)新的太空發(fā)射技術，以實現(xiàn)只花費100萬美元即可將較小的有效載荷送入軌道，從而遏制日益攀升的、高達600萬~900萬美元的費用。按照政府的標準，Bantam是一個非常小的項目，一年只有800萬美元，即便如此，它還是成為了批評焦點。
我不知道為何這樣一個小項目會受到如此的重視。我加入這個計劃的時間只有短短的6個月，我還不知道對手可能把我們看成威脅意味著什么。特別是，一位承包商在一份合同未按他的方式簽訂后，對我們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怨恨。這家公司向國會施加了足夠的壓力，以至NASA最終決定取消整個Bantam計劃。幸運的是，來自國會的其他2 000萬美元特別撥款挽救了我們。
指撥這筆款項時，還附加了一條非常有趣的限制條件：要求我們召開一個有關Bantam的、由所有主要項目干系人參加的座談會。我對此非常感興趣，有風險，就會有機會，我可不想看見Bantam又被吊在一根絲線上。作為項目經理，我認為要更主動地為Bantam做好宣傳工作，不能將我們的圈子局限于那些知道我們在干什么的一小群人，必須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這個計劃。
在我們開始制定會議計劃時，我開始搜集任何想對Bantam發(fā)表任何意見的人。在參與了數不清的會談后，我將高層負責人招集在一起，列出了所有可能向與會人員提問的問題。我感覺這樣可使我們對自己所做的是對、還是錯有一個更好的認識。
接下來，對外宣布了我們的會議，并邀請了所能想到的每一位相關人員：來自NASA各航天中心、國會、行政管理和預算局、承包商的代表和獨立的工程人員，會議定在一月份的第二個星期舉行。由于假期臨近，大家都開始去度假，我開始擔心我們（對，應該是我）會來不及準備。而糟糕的事情似乎還不止這些，12月底，我得了比較嚴重的肺炎，這使我有點恐慌。
當然，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做好準備。在經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后，我們終于準備好了，總共有125人到會，其中包括來自60個公司的代表。他們互相之間是競爭對手，而且似乎沒有什么共同的語言。我們知道這已經不錯了，但是我們說過要盡最大努力做到最好。我們雇傭了以為會議促進者，還對會議進行了錄像，希望從這次會議得到最大收獲。為了能收到最好的問題和意見，我們連接了60臺計算機，并承諾答題者絕對是匿名的。每位與會者都有10分鐘來交流他們或好或壞的意見、事實和觀點，甚至可以推銷自己的產品。無論別人說什么，我個人都愿意聆聽，因為我代表Bantam計劃。在這兩天的會議期間，我就像電視里的歐普拉•溫弗麗一樣，手里拿著麥克風，在觀眾中走動，問問題，并引導他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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